文学批评的标准，既有恒定的一面，也有随时代而变化的一面。毫无疑问，对人性、人民性的关注是其重要的标准之一。钱谷融先生在1957年《文艺月报》5月号上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认为“文学是人学”是“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同年，蒋孔阳先生在著作《文学的基本知识》中，明确提出“有没有人民性，就应当是我们评价任何一部作品，包括古典的文学作品，最重要也是最起码的标准之一了”。钱先生和蒋先生对文学的思考和人性的重视，对当下的文学批评仍有重要的启示。他们尊重文学规律、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敢于讲真话的学术品格，尤其值得后来的批评家学习。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坚持独立、公正的批评观。如果批评家不分作品质量高低，一味地唱赞歌，文学批评将沦为文学作品的附庸。当下，一些批评家，或认为名人的作品就一定是好的，或为获得名人的关注，与其建立联系，不顾作品实际，进行一味地“捧杀”。这些批评家丧失了基本的学术品格与追求，其评论文章也是违背文学规律和客观事实的。
批评家的思维不应固化，如果只是人云亦云，那么就很难作出独到且有价值的文学判断。批评家要具备广阔的视野，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对作品进行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把握。如在对鲁迅先生《祝福》的评论文章中，多把祥林嫂命运的悲剧归结到封建礼教的毒害上。当然，祥林嫂命运的悲剧与此相关，但是否就可以把两者等同起来呢？与以往的批评不同，杨守森先生对祥林嫂之死进行了较为新颖、独到、全面的解读：“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之死，主要是两种力量迫压的结果，一种是自然力量，即致贺老六于死地的伤寒与叼走了祥林嫂儿子阿毛的狼；一种是社会力量，即邪恶的封建势力的代表鲁四老爷及其不自觉的帮凶柳妈……贺老六没有死于伤寒，或阿毛没有被狼叼去，或鲁四老爷给以仁慈，或柳妈给以心灵的安慰，祥林嫂都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而这四个关节中的病灾与狼患，却无论如何是难以和四大枷锁、封建礼教之类扯上边儿的。”这一解读更能体现出作品的内在逻辑，挖掘出作品的丰富意蕴，拓宽了对《祝福》研究的新视角。胡风曾提倡作家要与客观世界进行“肉搏”，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批评家又何尝不应该具备“主观战斗精神”，与作品进行“肉搏”呢？批评家只有具备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对文学作品有更加全面、独到、合理的解读。
与思维固化相近，有些批评家会用既定的某一理论对作品进行解读，形成理论先行的单向度批评模式。随着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批评家有了更多探索作品的新钥匙。但需警醒的是，毕竟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不能把某一理论生硬地套用到所有作品中去。
文学批评还存在浮于表面、难以真正切中骨髓的问题，这与批评家的文学素养与批评功底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重内容轻形式的观念，语言的晦涩、程式化，批评术语的错用、混用、误用等方面。
重内容轻形式的观念。正如卡西尔所说：“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形，它就不可能表现。”文艺需要去表现内容、情感、思想，但也要考虑如何去表现，表现方式和技巧不同，产生的文艺效果和价值也会不同。从文学的本质来看，它归根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批评当然要关注内容，但也应该关注其形式。我们知道，诗歌有着“文学中的文学”的美誉，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诗歌最为注重形式之美。透过对新诗的批评文章发现，批评家更多关注新诗写了什么内容，体现了怎样的文学理念、情感与思想，较少关注诗歌应该怎么写，即诗歌的形式问题。正如洪子诚先生指出的：“新诗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形式，还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还没有形成新诗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些观点都反映着对新诗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情绪。”特别是当代新诗，在凝练美、音乐美、雅致美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诗评家应重视新诗形式美的建构。当然，在文学批评中，如果只是重形式，而轻内容，那也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晦涩、程式化。文学批评的语言不应苍白无力，无关痛痒，也不应晦涩艰深，拗口难懂。翻阅当下批评文章，我们会发现不少文章的语言十分晦涩，让人难以理解。还有一些批评文章，程式化严重，文学批评犹如批量生产一样，对不同作品的批评都可套用同一模式，丧失了文学批评的艺术性和独特性。所以，文学批评的语言首先要明白晓畅，在此基础上发挥批评家的文学素养，写出思想性与艺术性并存的精品力作。
批评术语的错用、混用、滥用等。例如，在诗歌批评中，“诗意”一词经常出现，“富含诗意”“诗意盎然”等评价屡见不鲜。可诗评家不顾具体诗篇有没有引起读者的想象，有没有把读者带入到诗性精神空间，有没有打动和感染读者，只是过度使用“诗意”一词，进行肤浅、浮躁的评价。
综上所述，批评家要尊重文学发展规律，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专业技能，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保持自身主体性，敢于追求真理和讲真话，打破固化的思维方式和单向度的批评模式，深入作品内部，充分挖掘作品的深层意蕴和艺术魅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原载《文艺报》2022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