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们的城市形象陷入困惑

我对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城市形象方面的研究班很感兴趣，也极为钦佩。它体现了一种大美术的观念，大的艺术视野。就是把专业的美术和生活文化联系起来，或者说把专业的美术与社会审美联系起来；特别是和当今的城市问题紧紧联系一起，体现出美术界对当今城市文化现实的关切，体现出美术界一种自觉的社会与文化责任。同时，城市形象又是一个全新的前沿的学术课题和审美课题。它包含着城市学、文化学、人类学、遗产学、建筑学、美学和美术学。因此说这个研究班是一种创造。　　

　　过去美术学院从来不研究城市形象。同时建筑学院也很少研究城市形象。为此，才使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城市形象受到了忽略，受到极大损害。　　

　　一个城市的形象是它个性的外化，是一个城市精神气质可视的表现，是一个地域共性的审美，是一种文化，决不只是一种景观。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多样，每个城市都有着独特和鲜明的城市形象。可惜，现在我们的六百六十个风情各异的城市形象基本上都消失了。如果有也是支离破碎的、残缺不全的，很难再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城市形象。所以我说中国原有的城市形象已经灭绝。其原因主要是三个：　　

　　第一个是“拆”方面的原因。拆，始於八十年代中期城市现代化的改造。现在看来，“旧城改造”这个词儿不仅无知，它对城市文化来说是一种犯罪。它毫无顾忌地面对城市的历史街区进行所向披靡的扫荡式的拆除，直接造成了城市历史形象的丧失。一个城市的形象首先是一种历史积累，是一代一代人的不断的创造的叠加和积淀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毁掉中国城市固有形象的首先是拆。

　　第二个是“建”方面的原因。当城市的历史街区被荡平之后，在一片片光秃秃的土地上建造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城市将以一个什么样的新形象出现？其中的关键是新的城市肌体与历史的肌体在文化基因上——即文脉上有什么联系？但是我们当时陷入一种超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日新月异的快速的建造中，根本来不及去想、也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建筑师又不去承担城市的文化责任。开发商的急功近利、官员的急功近利和建筑师的急功近利三合一。只要好卖的，立即堆在城市中。这就必然要从别的城市去找那些现成的、热销的建筑样式，伸手把它们拿过来。凡是自己城市没有的，都具有市场的吸引力。这样，新建的建筑一定是商业性的、时髦的、没有精神内含的、更没有创造性的。等到你有的我也有了，城市形象必定相互雷同。而且，由於开发商是甲方，建筑的样式甲方说了算，新建筑自然反映着开发商们的审美水平与趣味，自然避免不了平庸、浮浅、夸富和暴发户式的审美形态。　　

　　第三个就是“规划”方面的原因。当代中国所有的城市实际上都在进行一场“新造城”运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除非大规模的战争和地震，很少会有哪个城市进行如此彻底的、地毯式的推倒重来的改造，很少会有一个城市需要重新规划。规划直接影响城市形象，责任重大，可惜我们很少能做出华盛顿、巴黎以及老北京城那样高明的规划。最致命的是那种功能性分区的规划理念成了一时的潮流。就是按照使用功能把城市分为商业区、居住区、娱乐区等等。把本来血肉丰盈的一个城市整体解构并简单化了。一方面泯灭了城市丰富、厚重的历史与人文的记忆，一方面把城市生活变得单调与机械。由于这种理念的盛行，使得中国城市都经历了一场残酷的规划性破坏。规划是由长官决定的。规划性破坏的主要责任在城市的领导者身上。因为他们只片面地看重城市的功能，对於城市生命缺少在精神、人文、个性上的深层理解。由于上面的三个原因，如今城市形象基本上变得大同小异。而这些相互雷同的城市中，又一律是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符号交相混杂，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急功近利的市场背景下推出来的。　　

　　城市的历史脉络没了，地域审美特征没了，深厚的记忆消散了，标志性的街区拆平了。一律换成商业街+饮食城+仿古明清一条街+美国小镇西班牙庄园英国郡，再加上白天的广告和夜里霓虹灯，还谈得上城市形象吗？　　

　　城市成了商品建筑的大超市。　　

　　应当认真反思和老实承认——　　

　　本来，历史给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叫我们好好整理一下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由於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根本没有文化准备；由於我们太轻率、太无知、太急切、太随心所欲，反而把城市形象搞成现在这样不伦不类！　　

　　老实说我对目前中国城市形象的感受是悲观的。因为中国的城市改造已经大体上完成，或者说接近尾声。现在城市的土地变得极其紧张，也就是说基本上城市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开发了。今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这种改天换地般的城市改造的机遇。这就是说，至少我们几代后人要在现在这种城市形态里边生活着。建筑是钢筋水泥的，至少半个世纪不会拆掉。我们的后人无从获知自己城市的历史个性。城市的文脉从此中断。但是问题不只是留给后人，现在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在无形的层面上，比如不同城市人的集体性格，仍很鲜明，彼此迥异；但在有形的层面上，比如城市的形象上，我们已经渐渐找不到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个性，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容貌。这感觉十分难受、无奈和困惑。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为城市做些什么？怎样改变城市的雷同，包括形象的平庸与雷同？　　

　　我想，首先要做的还是对原有的城市形象进行认定。任何事物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个性价值。城市形象就是一种个性形象，一种特定的文化形象。确认城市形象主要是认定这种个性的文化的形象。尽管能表现原有城市形象的许多建筑、街区和景观已经被我们毁掉。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去寻找曾经体现原有城市形象的各种元素。比如，城市面貌、街区构成特征、民居样式、标志性建筑和标志物，以及自然物等等。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经历，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俗习惯，地域人的集体性格，仍然还会把上述这些城市形态当做一种景观，无法抓住城市形象内在的灵魂与本质。一旦我们抓住这些关于城市文化个性的基本元素，就知道哪些一息尚存的历史遗存必须严加保护，哪些特征应该在新建造的城市肌体中体现出来。千方百计地守住与发扬自己独有的城市个性与形象。尽管彻底改变当今城市既成的雷同与庸俗已经没有可能。但仍然可以不断改善这个巨大的错误。

冯骥才 （1942～） 当代作家。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杜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1974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工人业余大学教图画与文艺理论。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主编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神鞭》，分获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