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于1961年6月23日出生于中国西南大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父母都属于彝族中人数最多的诺苏部族。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在彝族谚语中，诗歌被称为“语言中的盐巴”，一直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的典籍、创世史诗、英雄故事、宗教仪轨、万物有灵的思想对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以及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最终将地方经验、民族经验有效地转化和提升为历史经验以及人类共通的经验。

吉狄马加的写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正值中国先锋诗歌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是早熟的优秀诗人，年仅26岁就凭借首部诗集《初恋的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获得中国诗歌最高奖——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诗集）奖（1985—1986），“吉狄马加诗的最大特色是以现代的诗歌意识表现了本民族的心态和感情。他能够透过现代意识的观照, 从本民族的心态和感情中表现和发掘出一种纯朴健壮的美。无论是对生命、死亡还是对爱情、人生价值的判断等等 , 他都持一种坚定、乐观、超脱而又执着的态度。”（授奖词）当时与其一同获奖的还有“朦胧诗”（“今天”诗群）的代表诗人北岛。

吉狄马加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向“世界诗歌”打开眼界的中国“第三代”诗人的代表，美国的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塞内加尔的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的埃梅·塞泽尔（Aime Cesaire）以及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等“亚文化”地带的诗人以及“黑人精神学说”最早成为吉狄马加的命运伙伴和灵魂朋友。

“啊，黑色的梦想，就在我消失的时候

请为我弹响悲哀和死亡之琴吧

让吉狄马加这个痛苦而又沉重的名字

在子夜时分也染上太阳神秘的色彩”

（吉狄马加《黑色狂想曲》）

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爆炸文学”也对吉狄马加以及中国作家莫言、扎西达娃、阿来等产生了影响。正如他在《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一诗中所写道的：

“我写诗，是因为哥伦比亚有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

智利有一个巴勃罗·聂鲁达

塞内加尔有一个桑戈尔

墨西哥有一个奥克塔维奥·帕斯”。

吉狄马加是具有明确的写作方向、精神谱系和整体构架的总体性诗人。

20世纪80年代之初，吉狄马加在诗歌中强调民族主体性和地方性知识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早期的代表作《自画像》中他写道：

“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

……

我是一千次死去

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

在这首诗中，他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我—是—彝—人”，“我的身份是彝族人，我是一个彝族的精神文化的发言人。我们彝族是人类的一部分，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是彝族人，就是说，我是人类的一员，我的亲族和历史是属于我们民族的。我的希望是，让所有人知道，在东方的中国，现在仍然有着继续生存下去的古老民族，基于其生活方式，在同样的场所不停地劳动，保护着其生活习惯，使用其语言书写独自的文字，同时，正在向其他民族，比如汉族或其他优秀的民族学习。”（吉狄马加《诗歌的停滞时代，颂扬诗歌》）

彝语是吉狄马加的母语，而他坚持用汉语写作，两种语言之间形成了互补、对话关系，既平衡又具备张力，这在中国同时代诗人中是罕见的。

我要寻找

被埋葬的词

它是一个山地民族

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

那些最隐秘的符号

——《被埋葬的词》

吉狄马加关于自我意识、身份认同、民族文化、原型意象、属地性格的抒写独具思想魅力和诗性膂力，它们既是深情的颂词和赞歌，又是深沉独白和智性对话。他的写作带有民族志诗学的精神指向，“出生于大凉山的吉狄马加则为那个时代主体性的声音增添了一种源于历史深处的和声，他的诗歌回荡着《送魂经》的念诵声，回响着彝人的原始乐器口弦、马布、卡谢着尔的声音，在他的自我意识中回响着‘毕摩的声音’、诺苏人的‘黑色狂想曲’和‘部落的节奏’，闪动着‘群山的影子’‘苦荞麦’和‘故土的神灵’……在吉狄马加的青春时期，他在诗歌写作中创造出另一个自我，另一个声音，激荡起一个族群的历史共鸣。”（耿占春《返回吉勒布特的道路》）对于吉狄马加而言，诗歌从时间序列上构成了一个人的语言编年史和思想档案。在吉狄马加这里，民族、历史、真理得以最大化地揭示。这正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词与物”，是一个诗人试图再次激活传统和民族记忆的意志力体现。尤其是在现代性景观和全球化的境遇下，诗人的身份认同、精神依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诗人，是时候放弃你的名字，你的出生，和你的族裔了……”（圣-琼·佩斯《流亡》）所以，吉狄马加的“民族志”抒写具有强烈的追挽意味，也因此携带了与现代性进行对话的反思和启示意义，“希望能在世界范围内有所作为，保护自身民族文化记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散播他们的传统和民族精神”（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认为一个作家文学标杆的制定要放在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一个伟大作家要最终超越地域局限而具备广阔的人类视野。这印证了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

吉狄马加的诗歌提供了共鸣的精神空间。委内瑞拉诗人何塞·曼努埃尔·布里塞尼奥·格雷罗深有同感，“吉狄马加对家乡的热爱，却神奇地拉近了我与梅里达的距离，这是委内瑞拉的山区，我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美国著名诗人、汉学家梅丹理（Denis Mair）在翻译吉狄马加的《黑色狂想曲》的过程中“遭遇代表‘黑色之彝’心灵史的吉狄马加诗歌，我已经无法一一说明在翻译过程中的种种感动。这些诗歌渐次在我的脑海形成了一条情感的河流，在隐隐中推动着我，苦思冥想，找到契合彝人敏感性的修辞语域。”（《黑色狂想曲译者序》）

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诗人“及物写作”和总体性写作的代表，民族身份、现实精神、社会关怀、历史意识、世界视野在他这里交汇，“属于世界文学的作品，尽管它们所讲述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它依然还是意味深长的。”（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他一直持守诗人的语言良知和“诗性正义”。在此意义上，他的写作在现代性的全球化景观时代带有精神共同体和基座般的象征性，他的写作从彝族、地方出发而最终抵达整体世界和人类命运。尤其是系列长诗展现了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超强写作能力，其整体意识、精神谱系和世界视野在分化、碎片化的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诗学启示性。吉狄马加是一个具有开放和包容精神的世界诗人，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认为吉狄马加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杰出产物，“吉狄马加的诗歌能将整个人类联系起来，不断为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解添加新的维度。”诗人、翻译家绿原也评价道：“最普通才是最特殊的，最平凡的才是最永久的，最民族的才是最国际的。吉狄马加不只属于彝族，也属于中华民族，属于全世界。他是用中国语写诗的人类代言人之一，因为他是真正的诗人。”（绿原《吉狄马加：一位真正的诗人》）